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那些往事

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学习班开学典礼

有这样一所学校。它招收的学生年龄比一般高校的学生大，传授的课程内容也比一般高校的内容特殊。它经历了开办、停办、复办的一波三折，也开拓了社会主义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新局面。

它，就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2016年10月15日，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60周年的日子。学校前任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撰文，为我们讲述了中央社院建院过程中的故事，以表达对社院60岁诞辰的纪念与祝贺。

中央社院建院

王硕

黄埔学员、社院第一期学员郑洞国说，在社院的学习，对他坚定社会主义信仰起了很大作用。

1956年10月15日,在位于赵登禹路的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一场开学典礼———社会主义学院正式成立了。

这所学校是因何建立，又是如何建立的呢？

新中国成立之初，民主党派得到了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时，各民主党派有国内成员11540人，到了1950年12月已经接近13000人，再到1953年初约为32000人，并持续增加。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增速有所放缓，到了1955年增加到约39000人。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关系，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在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期间，各民主党派组织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民主党派成员总数达到了10万多人。

在1956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已经基本完成。随着这一进程，很多工商业者、民主人士主动加入到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过程中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迫切要求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便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为了加快这一进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决定》，并决定创办社会主义学院，吸收一部分高级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参加学习。

在这种新形势下，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提议创办一所提供系统学习机会的学校，并建议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学院”。毛泽东得知后，对于开设这样的学校深表赞同，但是谦虚地提议这所学校叫“社会主义学院”。

为了做好具体的创办工作，中央统战部认真拟写了《创办社会主义学院的实施方案（草案）》，报送周恩来及中央书记处。报告内容是中央统战部和聂真（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后兼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商量拟定的，彭真对此报告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在设计方案中有关建筑标准的内容上，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学院的建筑质量，也为了体现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休戚与共的精神，1956年4月5日彭真批示，建议建筑标准与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党校标准一致。这一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同志的一致支持。

此后，社会主义学院建设被提到了重要日程。

1956年7月23日，全国政协就社会主义学院建校方案函报国务院审核。国务院于9月15日同意，将社会主义学院校舍列入北京市1957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同年11月11日，北京城市规划管理局划拨西郊紫竹院以北、中央民族学院以南地段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校用地。1958年3月，学院校舍建设正式开工。整个校舍建设，从1956年9月批准建设，到1960年10月正式完工，历时4年。

社会主义学院的建设得到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整体进程和质量在当时已经达到很高标准。学院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学员年龄等特点，校舍配置十分周到精心，学员宿舍、教室、小组会场、食堂、俱乐部、图书馆、小卖部和学院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均在一幢大楼内，令广大学员感到满意。为了便利工作，学院还建设了两套院长宿舍，其中聂真和千家驹各住一幢。千家驹把自己的书籍从城里住处搬到了学院宿舍，周末常住在学院宿舍学习、写作。由于学院就紧邻北京西北的紫竹院公园，学院学员和教职工，平常都可以到此散步、消遣。

不仅在学院建设上，在人员编制上，国家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截至1957年，社会主义学院教职工总数是65人。其中，工作人员53人，每月每人99元工资；公务员12人，每月每人50元工资。1957年下半年，学院总人数达到了115人，其中工作人员73人，公务员42人。

在藏书上，学院也达到了一定规模，在1956年底时，图书馆已经有藏书12000册、教材6000册，全国报纸38份、杂志122种。

1960年7月18日，社会主义学院函报政协全国委员会：“为使我院与地方的社会主义学院有所区别，建议将我院名称之上，加上‘中央’二字，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一年后的1961年7月27日，全国政协秘书处函告社会主义学院：关于你院名称冠以“中央”二字，全称改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之事，已经呈报周恩来，并于7月25日批准，社会主义学院遂改称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为复办找校址

徐婷

走进现在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无论是邓小平题写的金色校名，还是校园内现代化的建筑群，树影婆娑的林荫路，都很容易让人沉醉于这座高等学府的庄肃雅静。但提起社院复建的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艰难。

曾任社院秘书长的朱真，今年已近90岁高龄。他曾全程参与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社院复办工作，并实际负责了许多关键性的重要工作。回忆起当初一波三折的复校过程，老人家思路清晰，桩桩件件一一道来，历历如昨。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创建于1956年10月，是中国共产党创办并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高等政治学院，享有很高的政治殊荣，校名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确定。从创办之初到1965年7月，共办过6期学习班，参加学习的人员达到1800余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社院停办，就连学校校舍也被外单位借用。

1978年2月，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召开，之后，不少政协委员都要求恢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1982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恢复中央社院。随后组建了筹备组，孙晓村、聂真任正副组长。时任全国政协学委会委员、学委会办公室主任的朱真是筹备组六位成员之一，并承担负责实际工作的重任。

当时摆在筹备组面前的最大难题，就是校舍问题。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办学校没有校舍岂不是空谈？

当时，中央社院的原校舍被某部门所用。中央社院希望该部门能迁往他处，归还校舍，该部门则强调已在该处办公多年，鉴于其工作的连续性、敏感性，不宜搬迁。

据朱真介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政协办公厅曾专门上报中央书记处，书记处高度重视，批示归还社院校舍的实施办法。有关各方也曾多次召集会议进行协商，但借用单位不愿归还，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总是不欢而散。

“说实在的，为归还校舍，我们真是想尽了办法。光是向中央和上级有关部门写报告就不知有多少次。”除了按正常程序汇报、呼吁外，所有能用的渠道也都尽量想到。

“我光给胡启立就写了三次信。”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是朱真新中国成立前在北大学习时的同学。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从未联系过，此次为了中央社院的校舍问题，朱真就想到了这位老同学。后来，朱真了解到，胡启立确实把信批给了有关部门，希望解决社院复建的这个难题，可惜还是没有结果。

既然原校舍要不回，中央社院方面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还是要从实际出发，找出一种能为各方接受的办法。其中，比较切实可行的还是中央社院新建校舍。1983年5月，由朱真起草、以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名义发出的一份请示报告报送中央，详述了中央决定恢复社院以来中央社院在校舍归还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并提出建议，若占用社院院舍的部门确实难以迁出，则希望中央立专项、拨专款给社院另建新校舍。

这个方案很快就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

不过，有了基建指标和经费预算后，另一个问题来了，新校舍要盖到哪里？

至此，筹备组进入了为新校舍选址奔波的过程。为了找一处合适的地方，朱真和同事们在北京城里到处东跑西看，前后看了不下十几处地方，却还是没有最后定案。

在北京市征地，都要由北京市规划局统一审批、管理。朱真于是与北京市规划局负责人进行了沟通。巧的是，时任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周永源与朱真颇有渊源，两人曾经一起参加过城市经济学会的工作。对于中央社院复建工作，周永源给予了热情支持。几天之后，周永源就回复，已经为中央社院的新校址找到了合适的地方，是中央民族学院西边一块面积为90亩的菜地。这里环境清雅，又相邻紫竹院和国家图书馆，很适合办学，这块地也就成为了如今中央社院的所在地。

“我回来一说，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后面的建设就不说了，最大的难题就是这个校址。经过一年多的折腾、奔波，靠着大家的支持，总算把它解决了。”现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朱真老人还忍不住畅怀大笑。

1983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正式任命孙晓村为中央社院院长，聂真、程浩为副院长，朱真为秘书长。1983年11月7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复办后的首次开学典礼。

八字校风的得来

中央社院原副秘书长  刘培本

社院的八字校风中，“团结、民主、求实”获得一致认同，另外两字则经历了从“宽松”到“奋进”到“爱国”的变迁。

中央社院“爱国、团结、民主、求实”的校风形成和确定的过程，已鲜有人知，作为当事人，特书写共飨。

在制定建设规划时，必须考虑全院要创造什么样的优良风气。根据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要创造团结民主的政治局面”，因此“团结民主”在校风中肯定要体现。同时考虑到毛泽东同志当年为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是”，这也符合社院实际情况，于是跟着书写“求实”。

而后考虑学员特点，结合历年来办学的实际情况，补充提出“宽松”。首先学习气氛宽松，要体现社院的特色和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员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方针，使他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联系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同时社院可以说是做送上门的统战工作，应当和风细雨，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使学员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其次学习条件要宽松，提供良好的服务，创造舒适的学习环境，保证学员生活好、身体好。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形成了“团结、民主、求实、宽松”的初步方案。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同志们对“团结、民主、求实”都无异议。许多党外老同志对“宽松”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并以亲身经历和实例说明很有必要。后来这个初步方案分别在1990年、1991年举办的第一期、第二期党外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征求意见，他们认为“团结、民主、求实”三者如充分发扬、落实，就可以包括“宽松”内容，可将“宽松”改为“奋进”，更富进取精神和积极意义。在第二期党外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结业典礼上，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学员洪绂曾奋笔书写“团结民主求实奋进”八个大字，给社院留作纪念。

社院的领导班子虽经变动，而校风的研究仍在延续。1991年10月，中央统战部部长丁关根来院视察，和学员座谈时又提出校风建设问题，并将几经研究的方案提请大家讨论。之后，11月13日与第十二期委员（民主党派）进修班、海南省统战系统干部培训班学员座谈时，学员提出增加“爱国”更切合实际。院办公会反复研究认为，基于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全局和方针政策，确定将“爱国”放在首位，依次是“团结、民主、求实”。当获得中央统战部部长丁关根、常务副部长蒋民宽等部领导批准后，“爱国、团结、民主、求实”便正式成为社院校风。当然，校风制定确实不易，而贯彻落实肯定更难，必须锲而不舍、长期坚持、不懈努力。

加挂“中华文化学院”

中华文化学院原副院长  蔡福金

全国唯一一所在中编办登记注册的文化学院，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一个实体、两块牌子。

1997年1月29日，经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教委批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成立中华文化学院，加挂一块“中华文化学院”的牌子，这是中央社院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对中央社院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央社院从此可以举行对港澳台和海外人士的培训、学习和交流；可以以“中华文化学院”的名义组团出境访问，开展海外统战联谊和中华文化交流活动；可以开展对海外统战和中华文明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开辟了中央社院培训、教学、研究、对外活动的新领域、新局面。

中华文化学院经过中央编制办公室登记注册，全国只有唯一一所中华文化学院，这无论在全国高校建制上还是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都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在纪念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成立6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当充分、深刻认识成立中华文化学院的重要意义，应当认真总结、探索、研究中华文化学院的发展方向。

1995年，在院党组领导开展的中央社院“大学习大讨论”中，干部职工普遍认为：中央社院在海外培训方面长时间“缺腿”的主要原因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这个名称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开展海外培训交流活动确实不方便，迫切需要再挂一块牌子。

于是，广大干部职工纷纷给她起名，有神州大学、华厦大学、中国社会大学、中国政治大学等，但又都觉得不理想、不满意。

1995年12月，《中外管理》杂志总编杨沛霆来社院给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班讲课，中午本人陪他吃饭时，说起中央社院再挂一块牌子起名的事，有人提议叫“中国政治大学”。他说，这个校名太“政治”了，应当贴近“文化”。这时，我们俩几乎是异口同声说：“那就叫中国文化大学，中华文化大学！”

第二天，我以个人名义向院党组提出再挂一块牌子的名字叫“中华文化大学”的请示。经院党组研究批准，改叫“中华文化学院”，这样既避免社会上兴起的“学院改大学”之风，又可以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学院”相匹配。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和纽带，中华文化学院这个名字，既有利于开展海外培训交流工作，又有高度和容量，包容性、亲和力都好。

中央统战部很快批准了这个意见并报国家教委审批。国家教委某司认为“中华文化学院”是开展涉外工作的学院，必须报外交部审批；两个司认为“中华文化学院”是带“中”字头的学院，必须报国务院总理审批。为了说明情况，本人向各有关司局送去江泽民总书记给中央社院复办10周年的《贺信》和19位国家领导人给中央社院40周年校庆的题词，反复做工作，说明“中华文化学院”是海外统战性质的学院，不是外事口的学校；“中华文化学院”是“中华文化”的学院，不是“中华”的“文化学院”，与“中”字头学校有区别，请他们理解和批准。

接着，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亲自向国家教委副主任张天保说明中央社院迫切需要加挂牌子的原因。1996年10月，国家教委批复：“非学历性质的教育机构，不需要我委审批，由学院主管部门审批，送学院所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1997年1月29日，中央统战部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关于成立中华文化学院的请示》批复：“同意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成立中华文化学院。中华文化学院的性质属非学历教育机构，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一个实体、两块牌子。”这是对中华文化学院的定性和定位。

中华文化学院也明确了自己的办学宗旨：以中华文化为纽带，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为对象，开展培训和文化交流工作，同时面向社会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