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弘仁

                         （摘自1991年群言出版社发行的《我与民盟》）

    我与民盟有几十年的亲密关系了，回想往事，感想很多。现在只想从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经历中写一些片断。

    《民主报》曾经是民盟中央的机关报。它的创办、成长，凝聚着民盟许多老一辈领导人的心血，是民盟许多老同志共同努力，苦心经营办起来的。这几年，有不少老同志先后撰写了许多有关《民主报》的回忆录，介绍了《民主报》艰苦创业，为民主事业，为民盟作出的重大贡献和事迹，其中许多篇都提到鲜特老——鲜英同志。我个人一直认为：《民主报》从创刊到被迫封闭停刊，都凝聚着鲜英的心血，记载着他的辛劳。以下几件事，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1946年夏季以后，由于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民盟中央从重庆迁往南京。《民主报》继《新华日报》之后被国民党查封。《民主报》被查封不久，我记得是1947年3月中旬，重庆国民党政府和重庆警备司令部头头孙元良，气焰嚣张地限令民盟总部和《民主报》全体职工，两天之内搬出国府路300号。当时民盟中央和《民主报》的职工不仅面临着失业的处境，而且连生活和居住的地方也没有了，多数人都陷入了绝境。在这反动政府加紧政治迫害的艰难困苦的时刻，鲜英同志挺身而出，将他私人在上清寺的一些住房腾出来让职工居住，记得我当时是和总部工友林志良、林志云同住一室。接着不久，国民党特务组织又唆使一些长期隐藏在《民主报》工厂的特务和坏份子进行捣乱，威胁鲜英，要求发给高额的救济费与遣散费；声称要把工厂机器变卖，作为遣散经费用。少数坏分子甚至扬言，如不满足他们的要求，要去法院控告鲜英“剥削工人，虐待工人”。面临这样—种非常复杂的局面，又是鲜英同志挺身而出，一方面与范朴斋、杨复全等人筹措经费，处理善后；另一方面又接受我和吴子良等人的意见，对工厂工人分别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发了遣散费与救济费，孤立了少数坏分子，粉碎了特务组织的破坏和捣乱。在处理这件事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我与鲜特老虽然有过争执，但他那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的精神，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47年六•一前夕，重庆国民党特务组织和警备司令部进行了一次大逮捕，共计逮捕了200多人。《民主报》的职工绝大部分都被逮捕，其中总部和《民主报》职工张真民、舒军、李康、张明泛，龙圣夫、余阳明和我共7人以及从蓉、渝两地其他方面被捕的盟员一共20余人，不久均被转移到渣滓洞集中营，进行长期监禁。根据我们后来了解，这一时期，民盟的许多领导人，如张表老、黄任老，梁漱溟等曾经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进行过营救。我们被捕初期曾关押在民生路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鲜老一方面利用他在社会上的影响，进行营救，同时又通过各种形式，筹集资金，与杨复全等同志商量，并通过他们对我们进行救济。这一工作，一直到我们被转移到渣滓洞才被迫中断。

    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政治上完全失去了民心，军事上节节败退，他们迫于形势，放出和谈空气。当时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张群曾去拜访张表老，商谈如何促进和谈。表老利用这一时机，向张提出在四川不再征兵，不再征粮和释放民盟成员等要求。关于表老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盟员一事，一些回忆文章作了极为详细的介绍，从这些回忆文章中，不仅使我们了解到民盟主席表老与张群谈判的经过和所起的重要作用，也使我们了解到范朴斋与许多同志如何做好营救工作以及他多次和大特务徐远举谈判等详情。鲜特老当时虽然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但也为此作出了努力。当时蒋介石表面被迫进行和谈，暗中仍

    在利用和谈调整内部，企图在军事上作垂死挣扎，国内局势处在错综复杂之中。所以，当时抓住时机，进行营救是冒着政治风险的。我们被释放出来以后，立即疏散，离开重庆，以防止敌人一手放人，另一手又抓人。我原籍湖南，与家庭多年失去联系，而且路途遥远，处于无家可归的困境。当时收容像我这样一个“政治犯”是要担风险的，所以我也不愿去随便找亲友。鲜英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特许我和李康住在特园，并承担我们二人的全部生活费用。我清楚地记得他曾找我单独谈过一次话，一方面对我进行安慰和鼓励，另一方面又要我提高警惕，以免再度落入敌人魔掌。他的一席话，情词恳切，态度严肃，感人肺腑。我在鲜家，与鲜老子女同吃同住，亲如一家。使我这个流落飘零的异乡人，不但没有“无家可归，无亲可投”的感受，而且得到无限的温暖与安慰。实际上，特园当时也是一个各方面往来的联络站，是民盟一个地下秘密活动的场所。我们利用特园这个联络点做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杨复全和我还有黎又霖等同志，筹措经费，救济了一些被关押在渣滓洞集中营的同志的家属。我与地下党成员汤逊安等联系，做了一些宣传党的政策，沟通信息，迎接解放的工作。鲜恒、黎又霖在杨杰、杨耿光的指导下，做了不少策动起义的工作，这些工作，一直到敌特再一次到特园来抓人，李康再次被捕，我侥幸逃脱魔掌。

    时光流逝，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了。曾经在特园活动过，以表老为主的许多民盟的老领导人，都已离开人世，但我在特园的那段经历一直不能忘怀。许多老领导、老同志的音容笑貌，时常出现在眼前。最近中央和地方电视台为纪念周总理诞生90周年，放映电视短剧《陪都新闻》。在屏幕上看到毛主席、周副主席在特园与张表老、鲜特老亲切交谈的画面，看到了柳亚子为毛主席安危担心，为少石同志遇难悲伤的形象，使我回忆起1945年、1946年旧政协开会前后许多活动的情景。我深切地认识到：民盟与党风雨同舟，并肩战斗、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光荣历史是有真实内容的。

    1985年9月，民盟中央负责文史工作的王健、冯亦代、薛博民等3位同志，在成都召开盟史座谈会之后，又到重庆召集一些老同志座谈盟史。我们在会议期间访问了国府路300号(现改名人民路300号)，访问了特园，还到红岩村访问了党中央领导人活动过的一些纪念地。当年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办公的房屋还在，只是已变成一个行政机关，找不到民盟当年活动的陈迹，只有仍住在附近的老年人还记得起民盟当年活动与被迫搬走的情景。至于特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坏，原屋已被烧毁，只剩下几块长满绿苔的石台阶。鲜老的幼子鲜继坚住在特园的后花园，这是特园留下的唯一一块旧地，这所房屋正是我与李康出狱后所住过的。鲜继坚向我们叙述了特园在“文革”期间被毁的经过，以及他现在坚持保持这栋房屋不愿与其他机关交换住房的心情，这又不由使我想起鲜老1957年的不幸遭遇，想起了鲜老的晚年和家人在“文革”中的坎坷。

    郭沫若同志曾经写过一首歌颂特园、赞扬鲜老的诗，特园由于郭老的这首诗而闻名全国。我现在重抄这首诗，作为这篇纪念和回忆文章的结尾。

嘉陵江头有一叟，  银髯长可一尺九。

其氏为鲜其名英，  全力为民事奔走。

以国为家家为国，  家集人民之战友。

反对封建、反法西，打倒独裁、打走狗

有堂专为民主开，  有酒专为民主寿。

如今民主见曙光，  民主之家永不朽。

（作者为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民盟贵州省委原主委，曾任民盟第三至五届中央委员，于2009年2月17日在去世，享年94岁。）

链接介绍：

    著名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特园”，在上世纪30年代时有大小房36间、占地3亩多，是中共南方局对外活动联系和民主人士来往活动的重要场所，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共商国是之地，素有“民主之家”的美誉。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总部就设在特园；1945年，毛泽东来渝谈判，曾三次访问特园，重庆谈判的许多细节在此形成。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上世纪40年代后期慨然书赠“民主之家”匾额。1992年重庆市政府将特园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特园“民主之家”纪念馆修复工程动工，此馆位于现在的重庆市渝中区上青寺嘉陵桥东村36号-42号，占地1043平方米，由两栋小楼组成，建筑面积1573平方米，砖木结构，共3层。该馆建前原为鲜英女儿鲜继康的住宅，故定名特园“康庄”。 特园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于2008年5月正式开馆，陈列展览面积1100平方米，由序厅、8个民主党派分展厅、影视播放厅等组成。特园门前，是“风雨同舟 共商国是”大型浮雕塑。雕塑以20世纪40年代重庆“特园”的史实为背景，源于历史，基于生活，形象化、艺术性地再现了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与各民主党派领袖、知名人士聚会重庆，共商国是的情景。该馆现为全国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主要参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