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铮（1910-1991），海南琼山县府城镇洋上村（今海南海口）人，历任第一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常委、广东省侨联副主席，海南侨务局副局长，民盟广东省委常委、民盟海口市委主任委员，海南行政区公署副主任，政协海南省委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民盟海南省委第一任主委。周铮是海南省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青年时期居住在泰国，一直奋斗在反蒋爱国的前线，领导旅泰琼侨的社会团体和相关宣传刊物的编印发行，对敌进行了一系列坚决的革命斗争，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周铮

周铮出身于一户贫苦人家，五岁丧父，全靠母亲带领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四处做工来维持生活。周母富有远见，想尽办法筹措了学费，将年幼的周铮送进学堂，但由于生活窘迫，后续的学费和书费经常让周家捉襟见肘。1925年，周铮的姐姐远嫁泰国，姐夫是旅泰琼侨中著名的中医陈克绳。有赖于姐夫的资助，周铮得以在泰国、南京、上海等地接受系统的教育，接触到了许多进步青年和地下党员，对日后从事革命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正是由于童年的苦难，周铮在后来管理泰国兴利火锯厂和出入行，生活得到改善之后，仍然保持着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他对革命事业倾囊相助，却很少给自己和家人留下过多的财产。抗战胜利后，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力、宣传进步思想，旅泰琼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建琼崖同乡会、创办启光公学。办学初期，启光公学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便由陈白沧邀请周铮担任琼崖同乡会主席。周铮任主席后，对同乡会和学校的发展颇为用心，利用自己的经济地位扩大该会的威信，出资出力解决了学校的经费问题，并发动泰国华侨支持华南的解放战争和琼崖纵队，为革命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7月，周铮毅然放弃在泰国的优渥生活，作为华侨代表回到祖国，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51年5月，他返回海南岛，出任海南侨务局副局长，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发展海南的事业中。回到魂牵梦萦的家乡海南后，政府为周铮分配了一辆从国民党那里收缴而来的旧自行车，周铮骑着这辆车为海南发展四处奔波，直至车辆损坏无法骑行。曾经经商多年、如今出任地方要职的他没有主动向单位提出分配新车的要求，最后是由儿子到处求人，找到一张自行车票，自己出钱购买，才解决了周铮的交通出行问题。

周铮长期身居要职，却严于律己，从来没有领导的架子和特权。他任海南民盟领导职务期间，坚持开会不用司机接送，会后也没有安排吃饭。多年来都是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周铮的儿子担心他年纪太大发生意外，他却对自己敝车羸马的生活习以为常，出行如故。周铮是资历较深的民盟领导，在海南民盟有很大的话语权，但他从不假公济私、滥用手中的权利。据民盟海南省委的老同志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民盟盟员私下送周铮两百港币，希望为他自己谋求民盟海南行政区委员会副秘书长的职位。周铮收到这份“礼物”后，立即将钱上交到民盟机关组织部，表明自己决不收受贿赂、以权谋私的心志。

周铮从商从政多年，非但自己过着清贫俭朴的生活，他的家人也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商业积累和政治地位而飞黄腾达、大富大贵。周铮一家一直居住在不足50平方米的小房间，屋内家具简陋、装饰朴素。当时，根据有关规定，他的儿子可以申请一套新居，但身为领导干部的周铮依然保持着克勤克俭的作风，不愿占用政府资源，反对儿子申请新房，坚持让儿子与自己同住。周铮对儿女管教甚严，不允许他们对外张扬自己的名声和职务。次子周玉云直言，父亲对待他们就好像不是他亲生的一样。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周铮的妻子病重，他没有动用公费来为妻子治病。后来，周妻联系上了境外的弟弟，在弟弟每个月两百港币的接济下，周家才渐渐渡过难关。

改革开放以后，海南侨联有关领导为了照顾这位对中国革命和海南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老人，提出可以把周玉云从外贸车队调动至侨联工作，周铮对此坚决反对。此事在数年内被多次提起，他一直不同意。直到有一次，七十多岁的周铮像往常一样骑自行车去民盟机关开会时不小心摔倒、不能行动，他才勉强同意周玉云的调动安排，以便照顾和接送自己，但坚决发话：儿子在侨联只能开车、不许转干。八十年代中期，海南的改革开放事业逐渐深入，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和政策，周铮不顾年事已高，利用自己在海外华侨中的影响力，带头组建了海南侨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自己担任公司董事长一职，为海南经济发展鞠躬尽瘁，却从未在政府或公司里为儿女谋求一官半职。

1986年纪念民盟成立45周年展览。周铮观展

周铮的一生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面对凶残狡诈的敌人临危不惧、忠诚于党，工作勤勤恳恳、艰苦奋斗，赢得了海内外华人的无数赞誉。上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等民盟中央领导人来到海南，都亲切会见了德高望重的周铮。

周铮去世后，中共海南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姚文绪高度评价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组织忠诚坦白，对朋友开诚布公、对自己严格要求、廉洁奉公”。周铮光明磊落的为人和大公无私的事迹，成为了海南民盟历史中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琼盟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