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炎峰

2018年4月至5月，故宫博物院联合张伯驹潘素文化发展基金会、吉林省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了“予所收蓄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以此来纪念这位为保护祖国文物不外流、传承中华文化、为中国博物馆事业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古代书画鉴藏大家。

本文特别选取了张伯驹先生书画鉴藏的几个侧面，以便使大家对先生有更多的了解，并以此怀念佳德懿操，铭记他的贡献。

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并序 张伯驹捐赠 故宫博物院藏

“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张伯驹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之一，在书画鉴藏、诗词、戏曲等艺术领域均有深厚造诣，享有盛名。

根据《丛碧书画录》统计，张伯驹先后收藏古书画117件，其中唐代以前6件，宋代13件，元代11件，明代40件，清代47件。宋元及之前的藏品共30件，约占其所有藏品的1/4。需要说明的是，此统计并非张伯驹的所有收藏，一是其中尚不含“宋元团扇，明清便面”及对联，二是《丛碧书画录》写毕于1960年，在此之后的书画收藏也未包含在此目录之中。

当然，衡量一位收藏家地位的，一方面要看藏品数量，但更重要的是看质量。张伯驹相比同时代的庞元济、张大千、吴湖帆等收藏家，数量并不是最多的，但藏品质量却非常高。

民国时期，古书画的展览交流和影印出版相对不那么发达，宋元及之前的书画因“年代湮远，非经多见广不易鉴别”，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收藏宋元书画的质量和数量成为衡量一个收藏家眼力、实力的重要参考因素。

张伯驹所藏的30件晋唐宋元书画中，即包含了《平复帖》《游春图》《张好好诗卷》《道服赞》《诸上座帖》《雪江归棹图》等为人们熟知的煌煌巨迹，其精品之多、质量之高，使他成为20世纪有定评的六大收藏家之一，也被启功先生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唐李白上阳台帖 张伯驹捐赠 故宫博物院藏

何以大家？

张伯驹如何能在书画鉴藏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首先是历史机遇。清前期皇帝、尤其是乾隆皇帝对书画艺术十分重视，民间的书画精品持续向内府集中，使得内府收藏的书画达到了惊人的数量，可谓中国历史上书画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汇集。

清代乾隆皇帝在位期间，编纂著录内府书画，陆续纂辑完成《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两书及续编和三编，著录书画一万余件。此后，随着清政府控制力的衰退，内府书画收藏遭到了劫掠。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将圆明园所藏书画洗劫一空；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皇家苑囿甚至紫禁城内的书画都不同程度被外盗。清帝逊位后，溥仪又将1200余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伪满覆灭后陆续在东北散佚。这些都造成了中国古代书画精品的外流和损毁，令人痛心。但另一方面，长期贮藏于宫廷内府的书画精品外流，对于民间收藏家来说，恰恰是一个难得的接触古代书画的契机。这也成为张伯驹开始收藏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张伯驹自幼受到了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1911年后，张伯驹离开项城私塾，到天津“新学书院”读书，负责他学业的，是有“南开校父”之称的严范孙。严先生不时考问功课，训勉有加。这些都对他成年之后的兴趣和志向有着深刻的影响。成年后，张伯驹虽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军界，但他目睹内战频仍、政坛更迭、官场腐败等现象，非自己志向所在，便毅然从中脱身。

1927年，30岁的张伯驹偶然在琉璃厂购得康熙御笔《丛碧山房匾额》一块，“为予收蓄书画之第一件”。从此，儿时埋在心底的种子生根发芽，一发而不可收，书画鉴藏成为他一辈子的心之所属。

张伯驹有明确记载的重要收藏有：1937年，收《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王时敏山水》《蒋廷锡瑞蔬图》，1938年收《平复帖》，1940年收《蔡襄自书诗》，1946年前后，收《道服赞卷》和《游春图》，1950年收《张好好诗卷》，1958年收《阮郜阆苑女仙图》。他曾自云:“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多年所聚，蔚然可观。”

此外，在书画鉴藏领域，眼力如何也基本决定了是否能收到真迹和珍品。张伯驹在收藏过程中，鉴、藏相长，收藏促进了眼力的提高，而眼力的提高又使他明辨更多珍品，藏以促鉴，鉴以明藏，形成了良性循环。

张伯驹青年时期累积的传统文化知识和素养，为他在辨别古书画方面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基础。他曾经见过《唐寅行书诗卷》，说此卷至精，但有人以其中“扬州”写为“杨州”而断为伪作。张伯驹认为：“扬者为杨，抑者为柳，扬杨本系一字。”所以并非唐伯虎误写。他进而评论道：“未学小学而论字，误以断名迹真伪，岂不甚谬。”由此可见其训诂造诣之一斑。

这里，还可从对《游春图》的考证一窥他对古书画的鉴定方法：“是卷自宣和以迄南宋元明清，流传有绪。证以敦煌石室、六朝壁画山水，与是卷画法相同，只以卷绢与墙壁用笔傅色有粗细之分。《墨缘汇观》亦谓山峦树石空勾无皴始开唐法。今以卷内人物画法皆如六朝之俑，更可断为隋画无疑。按中国山水画，自东晋过江中原，士夫见江山之美，抒写其情绪而作。又见佛像画背景自以青绿为始，一为梁张僧繇没骨法传自印度。是卷则上承晋顾恺之，下启唐大李将军，为中国本来之青绿山水画法也。”

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对“流传有绪”非常看重，认为文字和文献的著录是前人眼光和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对于古书画的判定，他会从笔法、材质、皴法、内容等多方面考证，同时参以壁画、陶俑等其他艺术门类，而不是单单依靠一个具体的方面。实践证明，他的这套方法和眼力十分有效，也使他收藏了不少极其珍稀的书法名画。

与此同时，收藏书画，尤其是古代书画珍品，必须要有雄厚的资金。

1915年，张镇芳作为主要出资人，创办了盐业银行，获利丰厚。张伯驹自军界抽身后，子承父业，任盐业银行常务董事，加上父亲留下的雄厚遗产，成为他最主要的资本，为他的收藏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他的第一件藏品《丛碧山房匾额》花费1000大洋，《平复帖》40000元，《游春图》220两黄金，《杜牧张好好诗》以“五千数百金收之”，《蔡襄自书诗》45000元，《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王时敏山水》《蒋廷锡瑞蔬图》共60000元，《米友仁姚山秋霁图》10000元，《摹怀素书》5000元。而这些只是他平生所收藏书画的一部分而已。

收藏书画花费巨大，当珍稀名品与现实困难同时摆在面前时，就是考验鉴藏家眼光和魄力的时候了。

张伯驹虽然家底雄厚，到后期仍不免捉襟见肘。他收藏《游春图》时，古董商要价黄金220两，当时张伯驹“屡收宋元霁迹，手头拮据”，如无奈放弃，则会与此“存世最古之画迹”失之交臂，遗憾终生，甚至此画极有可能“流出国外”，这是张伯驹不能忍受的。“因售出所居房产付款，将卷收归”。张伯驹所售出的房产位于弓弦胡同，是其长居之所，占地15亩，原为李莲英的宅子。杨仁凯认为张伯驹“背水一战，将他在北平的房产变卖，以了结平生的心愿，此事非大智大勇者决不能下此决心”。

民国初年的历史背景为张伯驹那一代人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雄厚的经济基础免去了张伯驹购藏珍贵古书画的金钱顾虑，而对古书画和传统文化艺术的喜爱成为他不断购藏的内在动力，这些共同造就了一个鉴藏大家，一位传奇名人。

“宁肯身死魔窟，决不许变卖收藏”

张伯驹的书画鉴藏，始于兴趣。但如果仅限于此，那他与历史上的诸多收藏家并无二致，也不会得到后世那么高的评价。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反帝反封建、维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就成为有识之士的奋斗目标。对于文化艺术界人士来说，守护中华瑰宝、延续中华文脉就是他们要自觉维护的崇高使命。张伯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伯驹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爱国热情。他认为，国宝流出国外，失去了中华大地的根基，就丧失了“世传有绪”的意义。针对当时很多文物外流现象，他痛心疾首，曾评价说：“约在民国十五至十七年间，日本在东京举行《中国唐宋元明清书画展览会》，宋元书画价值遂重，而流出者亦渐多。综清末民初鉴藏家，其时其境，与项子京、高士奇、安仪周、梁清标不同。彼则楚弓楚得，此则更有外邦之剽夺。亦有因而流出者，亦有得以保存者，则此时之书画鉴藏家，功罪各半矣。”

古书画在国内藏家间流动，“楚弓楚得”是正常的，但流出国外就是罪过了。谈到《五代阮郜阆苑女仙图卷》未像《梁楷卷》一样在溥仪的授意下被陈宝琛经手卖到日本，张伯驹先生感慨地说：此图“未于刘（可超）手流出国外，诚为幸事”。据章诒和记载，张伯驹曾对章伯钧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为保珍贵的古书画不致外流，张伯驹在购入之后，极少再次转手。他花40000元购入《平复帖》后，“时白坚甫闻之，亦欲得此帖转售日人，则二十万价殊为易事。而帖已到余手。”他在售房购入《游春图》后，“南京政府张群来京，即询此卷，四五百两黄金不计也。而卷已归余有。”言语之间，颇显坚定与自豪。

中年之后，张伯驹“屡收宋元霁迹，手头拮据”，但为避免文物“流出国外”，即使“鬻物举债”甚至变卖房产也要收购一些珍贵的文物，其他人出高价也不卖出，说明其收藏不以牟利为目的。与一些古董商、掮客相比，高下立判。

1941年，张伯驹在上海被人绑架，绑匪开出了天价赎金。当时情况下，唯有卖出藏品，方能凑够赎金。在生死未卜的漫漫8个月之中，张伯驹遭受了一生从未有过的煎熬。但他给自己和家人设了底线：“宁肯身死魔窟，决不许变卖收藏。”后来，张伯驹“携眷入秦。帖藏衣被中，虽经乱离跋涉，未尝去身。”透露出一位视国宝为生命的大收藏家的至高品格，体现出张伯驹对于书画珍品和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这些行为都是在他民族主义的观念下进行的，是他收藏书画的重要动机。

予所收蓄，永存吾土

张伯驹对书画收藏的喜爱，还体现在他的字号上。

1927年，在购得康熙御笔《丛碧山房匾额》后，张伯驹将自己的号改为“丛碧”，并且把自己的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自此，“丛碧”成为他题跋古书画常见的落款，可见他对这块匾的偏爱。

1938年初，经过不懈的努力，张伯驹终于收到了他一生最为珍藏的《平复帖》。《平复帖》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有“法帖之祖”“中华墨皇”的美誉。它是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佐证，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绪的法帖墨迹，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伯驹欣喜不已，改所居之室为“平复堂”，以此纪念与这件国宝的缘分。

1946年，为购买《游春图》，张伯驹忍痛将弓弦胡同占地15亩的“丛碧山房”大宅卖出，终将这幅存世最古的画卷收入囊中。《游春图》集中代表了中国早期山水画的面貌，开唐代金碧山水之先河，是早期青绿山水里程碑式的佳作。张伯驹将其所居承泽园命名为“展春园”，还自号“春游主人”，后来他的词集也命名为《春游词》，杂记也冠以《春游琐谈》。张伯驹还曾说自己“一生半在春游中”，皆源于《游春图》。

1950年，张伯驹收到了自己另一件心爱的藏品———晚唐大诗人杜牧唯一存世的墨迹《张好好诗卷》，他“为之狂喜，每夜眠置枕旁，如此数日，始藏贮箧中”，并改字号为“好好先生”。而此时，他53岁，仍保持着对书画鉴藏的初心和热爱。

张伯驹在诗词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他曾经写过《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还出版了《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等诸多词集。

正因诗词方面的造诣和身份的认同，张伯驹对历史上诗人、词人的作品有所偏爱。如1937年，他收藏了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上阳台帖》。这件据信是诗人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用笔纵放自如，快健流畅，于苍劲中见挺秀，意态万千。

1950年，张伯驹购藏到了杜牧仅存的墨迹《张好好诗卷》。杜牧的诗歌以七言绝句著称，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在晚唐成就颇高，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此卷是杜牧诗作名篇的稿本，也是稀见的唐代名人书法作品之一。张伯驹对其喜爱有加，并在其后题了一首《扬州慢》以表其志。

唐代是中国诗歌鼎盛的时期，产生了数量庞大的诗人群体，但由于年代久远，唐人的墨迹已然罕见，而诗人书尤少见。除李白、杜牧外，张伯驹还曾见过唐代诗人李郢的一件《七言诗稿》。据记载，当时卖家索价昂贵，张伯驹“力不能收之，至今为憾。”

张伯驹还收藏了“清词三大家”之一纳兰性德的肖像画。纳兰性德天资超逸，悠然尘外，其词以真取胜，所为乐府小令，婉丽凄清，使读者哀乐不知所主。张伯驹对纳兰性德心有戚戚焉，在其肖像画上题词一首。

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当时，大户人家的公子娶妻纳妾是常见的事，张伯驹也不例外。在遇到潘素之前，张伯驹已有三位夫人。

20世纪30年代初，张伯驹被委派到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在上海，张伯驹遇到了潘素，并为其倾倒，他专门为潘素撰写一联：

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

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如琵琶。

将潘素喻为赵飞燕和王昭君，表达了爱慕之情。1932年，张伯驹与潘素结婚。从此，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再也没找过其他女人，而潘素也一直陪伴张伯驹度过了坎坷的一生。其中的原因，我想主要是互相的欣赏和理解，张伯驹对潘素的照顾，以及潘素对张伯驹鉴藏书画的鼎力支持。

张伯驹在其收藏的书画上经常钤盖一枚“京兆”葫芦印章。这枚印章颇有故事。张伯驹和潘素结婚时，专门请人刻了两枚同样内容的“京兆”葫芦印，一枚赠与夫人，一枚留作己用。“京兆”源于张敞画眉的故事。张敞是汉宣帝时期的京兆尹，与夫人感情甚笃，常以为夫人画眉为乐事。张伯驹刻此内容，也表达了和潘素的爱情。

张伯驹还请来画家朱德甫，专门教潘素画花卉，又请汪孟舒教她画山水。不仅如此，张伯驹的藏品序列中的数幅青绿山水画也为潘素的临仿学习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除《游春图》外，还有南宋赵伯骕的《白云仙峤图》、元代钱选的《山居图》，以及清代樊圻的《柳村渔乐图》和吴历的《兴福庵感旧图》等。

在张伯驹的精心栽培和打造下，潘素最终成为名重一时的青绿山水画家。她的画作，张大千评说“神韵高古，直逼唐人”。1980年，“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在北海公园展出。潘素的工笔重彩令人注目，画展获得空前成功。美术史家常任侠在香港《大公报》撰文评说：“潘素的青山绿水，工力既深，培基复厚，远绍祖国唐宋传统，下与明清名家并驰。”

在张伯驹的书画收藏中，还有几件女画家的作品，如南宋杨婕妤《百花图》、明代薛素素《墨兰图》等，恐怕是张伯驹为爱妻专门购置的。张伯驹对《百花图》做过详细的考证，并说“此卷欲自怡，以娱老景。”表达了对《百花图》的喜爱。

中国历史上的书画收藏家不少，如项元汴、高士奇、安岐、梁清标等，但其藏品能够“子孙永保”者则甚为罕见。张伯驹对此感慨良多，自言曰：“自鼎革以还，内府散失，辗转多入外邦，自宝其宝，犹不及麝脐翟尾，良可慨已。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这就是张伯驹收藏的最大动力，也是他花费巨资、甚至变卖房产也在所不惜的魄力之源。为文物永存吾土而收，为保存中华文化而藏，张伯驹身上体现出崇高民族主义情感和爱国情操。

1956年，张伯驹、潘素夫妇将所藏的8件顶级法书珍品捐献国家，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专门为其颁发了褒奖状：“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8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曾经“烟云过眼”的藏品得到了最好的归宿，也达到了张伯驹“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愿望，他也终于可以释然：“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从张伯驹“烟云过眼”的收藏，到他“化私为公”的捐献，均体现着他对古书画和中华文化的热爱、对民族大义的坚持，闪耀着他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予所收蓄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