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漱溟研究上，可以讨论的题目很多：梁漱溟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关联；与每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之间的交涉（他和毛泽东、蒋介石都有直接的交往）。一个人物要讲得很细致很难，因此，只能做一些宏观的讲解。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大转型时期，到今天为止，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化并没有完成。梁漱溟是传统社会的士大夫阶层向今天专业知识分子转型的一种过渡型人物。

　　当今的知识分子面临很大的困惑。梁漱溟这一代可以很坦然地去讨论天下、国家。但今天讨论天下国家，叫公共知识分子，即公知。中国古典社会当中，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士大夫阶层，从孔子到贾谊，再到东林党，讨论的问题是天下国家。但现在很多不能讨论。可以不讨论，但必须明白，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一定是批评政府，批评本身是要推动社会进步的。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当中，当时有一大批北大教授都是专业知识人，是遍布在除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之外，社会科学领域里，仍然存在的一批宗教徒。专业知识分子只知道天下国家，因而无法逃离天下国家；能够逃离的是传统的士大夫。那么，现代中国知识人也面临这样一种困惑。

　　今天的知识人如何来关心国家。梁漱溟的经历提供了某种历史参照。第一，梁漱溟和蒋介石之间的关联怎样决定后来的变化？第二，梁漱溟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怎么来解读？第三，同为北大知名教授的梁漱溟和胡适之间的可比较性。然后，和梁漱溟有同样中国问题关怀，也同样进行乡村建设的风云人物蒋梦麟，他们后来的分野和差别？最后，梁漱溟和董时进怎么来比较，这是比较陌生的，也是过去所不为人知的。从梁漱溟的经历中，现代知识人能获得某些启示，也可以看到一些教训。

　　梁漱溟与蒋介石之间：首先，李济琛、韩复渠、冯玉祥这些桥梁不对，导致梁漱溟与国民党主流的不合；其次，梁漱溟和蒋介石个性少言，加之价值观不一致，根本找不到亲近感；再次，梁漱溟组织成立民盟，挑战了国民党的政治权威。

　　梁漱溟这一代人从辛亥革命开始起步，他的经历在《中国圣雄：梁漱溟传》里写得比较细致。1900年保皇革命，他还在革命与改良中间摇摆。1907-1910年，中国改革已毫无希望，梁漱溟义无反顾地走向革命。他是辛亥革命真正的参加者。但当时，他和孙中山并无交往，和蒋介石也并无交往。辛亥革命之后，梁漱溟有很多的困惑。产生困惑的人也不止他一人，几乎所有经过新文化运动的人都困惑。为什么辛亥革命发生这么大变革之后，国家还是这样？而且后来帝制复辟，国家完全没改进，众人都产生很多困惑。究竟中国应该怎么走？他们有很多的探讨。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还在探讨。

　　梁漱溟觉醒得比较早。众人都竭力批判传统社会，他认为传统不是这样。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说，你们批判传统负面的东西多，但那不是传统，那是假传统。梁先生有两篇文章非常好，现在可能不太被人注意。一篇是他认为苏俄的道路不适合中国。20世纪20年代，众人都走在红色革命之路中，毛泽东当时也讲，苏俄的道路就是中国的方向。另一篇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路也不是中国的路。

　　1926年后，梁漱溟从北大退出，去北京、山东民间办学，把学术传到民间去。1925年南方兴起国民革命，他义无反顾的觉得这是中国革命的出路，因此去了广州，并和几个重要人物相识：与他有亲戚关系的伍观淇、与他同样对佛教有信仰的陈铭枢、国民党内部第二把手李济深，这几个人物现在可能都有些陌生。在梁漱溟的政治经历当中，为什么他和国民党掰了，和蒋介石合不来？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梁漱溟和这几个人有很深的关系。

　　梁漱溟的回忆录中记录：在李济琛的司令部里，他告诉李济琛中国统一是没用的，国民党是不可能有希望的。只有做地方自治，不要地方大，广东一个小地方就可以，从局部实验，做一个示范，才是出路。因此，他和国民党李济琛这一批人有一个很好的互动。这种互动导致一种结果，假如李济琛这一批人成为国民政府的主导者，那梁先生的主张按传统士大夫所说，可以做王者师，他的思想就可以成为中国的现实。但后来的政治发展，恰恰是李济深这一批人在国民党内部和蒋介石分开了。

　　在与国民党关系中，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梁漱溟和蒋介石无论如何找不到亲近感。蒋介石是一个很呆板、死板的人，不苟言笑。梁漱溟也是这样一个人，他也是一个不说废话的人。这种情况下就要靠相同的价值观，但他们的价值观也不同。现在能看到蒋介石和梁漱溟交往的全部资料，就是公事公办，没有一点可以私下探讨的空间。蒋介石无法像毛泽东那样，可以和梁漱溟讨论一些可以争论的问题。梁漱溟和蒋介石之间的桥梁是李济琛这批人。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中，如果桥梁错了，那后来就不好办了，这是其一。

　　其二，在民国时期，无论在1929-1930年开始的河南的村治运动，还是到1930年山东的乡村自治运动，梁漱溟主要的交往对象是蒋介石、冯玉祥、韩复渠。当时，梁漱溟和冯玉祥有高度的认同感。梁漱溟做的事情，冯玉祥认为是中国的出路，应该去做，并支持做。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基本上就是靠韩复渠的支持和帮助。他们之间的认同感非常强。在当时的大省山东，韩复渠给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授权非常大。乡村建设研究院管理许多县，可以安排一个县的事务，并有选择县长的权力。梁漱溟将山东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全身心地去改造山东的民风、民俗，推动乡村的自治建设，而且他走的是中国现代化道路。

　　梁漱溟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理论，对现在的中国也有很大启示。它不是让城市和乡村处于二元状态，而是城市的好处，乡村都应该有；乡村的好处，城市都应该保留。而现在完全把城乡一体化。在现代化道路上，乡村建设之路有相当的可取之处。他和韩复渠、冯玉祥的这个关联，是非常深的关联。后来，和李济深一样，韩复渠、冯玉祥都与蒋介石发生了冲突。因此，不是梁漱溟和蒋介石闹翻了，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不变，梁漱溟和他的对立面站到一起了。这样就使梁漱溟在民国时和国民党主流之间就产生了很多的障碍。

　　其三，国民党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外交问题，民族危机。抗战爆发，在国民参政会里，梁漱溟是最活跃的一份子。八年抗战，他全身心地投入。抗战当中，在参政会背景下，梁漱溟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主流，在最开始有很好的合作。然而在合作时，他和志同道合的几个人走到了一起。梁漱溟和这几个人交往很深——罗隆基、曾琦、左舜生、李璜、黄炎培、张申府、张澜。1939年，他们开始组织一个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党。后来正式成立一个支队——民主同盟，即民主政团同盟。

　　在政治的介入当中，梁漱溟从民国初年一直到民国结束，都在与国民党的非主流合作，这是很棘手的事情。如果梁漱溟不是这样很深的介入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而是一个孤立的知识人，只提供知识支持而不提供政治路径，也许会不一样。1945年，中国政治主力是蒋介石、毛泽东两者。这也是后来梁漱溟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周恩来认为梁漱溟太理想主义，国共两党共和，凭什么都把经济权交给他。而梁漱溟认为国共两党之外有他的一席之地，因为他是民盟的秘书长——民盟之父。他认为在中国的政治当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知识人在政治介入中，怎么来把握度？很好的一点是，梁漱溟在民国时期不管怎么去介入，不至于受到像后来的一些知识人介入政治后，一种被彻底否认和彻底打击的状态。

　　民国时期，梁漱溟在整个民国政治人物当中，还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政治家。此时，应该基本将他断定为政治家，并不是纯粹的读书人。1930年后，特别是1937-1945年，梁漱溟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处处扮演重要的角色。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当今没有一个和梁漱溟相当的人，能够像他这样去发声，去影响。民国时期是这样一种状态。但在与政治的亲近中，可能这也是一个没办法的选择，从与李济深的交往，一直到韩复渠的交往，到最后第三党的交往。

　　梁漱溟与毛泽东：1917年，他们在北大同属被冷落的边缘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因此，1938年，梁漱溟访问延安，与毛泽东长谈8次，互相之间一下找到了一种特殊的情谊。然而，1953年，正是出于这种情谊，梁漱溟对建国后总路线提出了疑义，从此遭毛泽东的冷落。

　　梁漱溟和毛泽东之间的交往，现在的史料基本都在梁漱溟的回忆、他和艾恺做的一个不完全的口述中。梁漱溟和毛泽东为什么会达到如此近的关系？这需从 1917年开始分析，他们处于怎样的状态？这一年，可能是中国政治史一个关键时候。梁漱溟来北大哲学系当讲师，毛泽东通过他的准岳父到北大图书馆做编务工作，范文澜毕业之后在北大担任校长的私人秘书。张申府也在这一年毕业，做了图书馆编务组的组长。这些史料正史当中找不到，但是可以排比。这几个青年同在北大，都出生于1893年，是同龄人。就在北大红楼一个楼里待着，校长室和图书馆在同一个楼道里面。在这种状态下，史料当中的几个边缘人，在这里有怎样的奋斗史？这个奋斗史后来如何影响中国20世纪政治发展？

　　这些人中，毛泽东和张申府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毛泽东在编务组抄写卡片，现在还能找到毛泽东抄的卡片，龙飞凤舞。张申府不满意，让毛泽东重新抄写。重新抄的可能一次就是一个星期的卡片。如果就那么几十张，重新抄不多，也没关系。但一个星期积累下来的都要重新抄，毛泽东心里就很恼火。张申府当时还很年轻，后来年纪大了，很后悔。1949年之后，张申府一直没有得到重用，毛泽东并未给他安排工作。张申府的访谈录是这么讲的。小小的事情导致了一个大大的不可解。因为没有机会亲自在毛泽东面前说，不能有机会当面再喝一杯，道个歉。后来，梁漱溟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这是张申府和毛泽东，也是梁漱溟和毛泽东的情况。

　　为什么梁漱溟和毛泽东后来能这么好？可能是这两个年轻人，在1917年都受到冷落。分析的资料可知，毛泽东是已有婚姻的人，来北京追杨昌济的女儿，杨昌济在多大的程度上欢迎他？毛泽东到了杨家，遇到了北大的一群教授，他们以杨昌济为中心，经常聚在一起喝酒、吃饭。毛泽东在杨家不受主人的欢迎，处于被冷落的状态。有一个旁证，他是最讲究的，和毛泽东关系也很好——胡适。胡适也是北大教授，见到毛泽东以后，礼貌地问好。之后，毛泽东回湖南，还给胡适写了好几封信。这在近代史所图书馆档案里面还可以看到。北大的其他教授大概不和毛泽东来往，但胡适不同，这也和胡适小时候童年的经历有关。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能交谈到一起的就两个人，梁漱溟和胡适。

　　梁漱溟进北大是非正常路径，他之前在司法部当秘书。当时政府改组，司法部的秘书像走马灯一样的换。后来，他通过私人关系——蔡元培的同朝为官的同僚介绍进的北大。当时，梁漱溟写了一篇《究元决疑》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蔡元培从国外回来接办北大的时读到这篇关于宗教、美学、哲学的文章，他很有兴趣。蔡元培就让梁漱溟去哲学系讲印度佛教。梁漱溟认为自己并不懂这一专业，不知如何讲课才好。蔡元培说，如果梁漱溟不懂，其实也没人懂，能讲成怎样就怎样。这就是教育家的水平。

　　1917年，北大的教授一大批是从海外归来的洋博士。虽没有必要去猜测梁漱溟在北大的状况，杨昌济家的聚会，他大概还是会去，那么就可能比较边缘化，大概毛泽东和梁漱溟的感情深度就在这。这并无任何恶意，只是为1938年梁漱溟和毛泽东的感情能一下子那么深作一个铺垫。

　　另外一个人是近代史所的老所长范文澜。1917年，范文澜多数时候是一个问题学生，可以读黄侃、刘师培、傅斯年的资料，都可以知道。毕业之后到东北去，没找到工作，但他出生在一个大家庭，跟蔡元培是老乡，通过家族关系，蔡元培让他做自己的私人秘书。校长办公室和毛泽东的图书馆就在隔壁，这几个人就遇到了一起。他们几个人都不是一般的人，都影响到后来中国历史的改变。

　　后来，几十年间，他们并没有什么来往。但等到抗战爆发后，这几个人都成为中国政治领域中重量级的人物。范文澜在经历了波折之后，于1937年就在河南大学教书，1939年到了延安。梁漱溟在进行乡村建设，办曲阜大学，抗战爆发后任职国民参政会。1938年，以国民参政会的身份到延安去拜访，与毛泽东面谈。国民参政会当时派了好几批参政员，唯一只有梁漱溟和毛泽东长谈了8次，有几次是彻夜，有几次是连夜谈话。他们这种谈话没有少年时的友谊，是不可能一下子找到这种特殊好感的。当时去延安，黄炎培也以国民参议员的身份去过，傅斯年去过，都没能和毛泽东有这种平等沟通。这些人都曾在北大，都认识，但就是不同。唯有梁漱溟与毛泽东互相之间找到了一种如“他乡遇故知”的好感。

　　1938年，梁漱溟的想法是无法和毛泽东走到一起的。阶级分析方法是梁漱溟无法认同的。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要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打碎中国社会，重建中国，梁漱溟是反对的。但政治观点冲突并不影响他们在生活中成为好朋友，这影响到后来梁漱溟的选择。后文讲到与董时进相比较，梁漱溟自认为和毛泽东是好朋友，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与毛泽东走得更近的原因。因此，1953年，梁漱溟在讨论总路线问题的时，他认为朋友的事情要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如果他不是这样义气，如果是程式化、礼节性地去提建议，大概没问题。知识分子在把握政治的路径时，不能太自我。

　　几十年之后，回过头去看，如果毛主席听了梁漱溟的建议，今天的中国就不是这个样子。梁漱溟讲的很重要，总路线仍然在拖大剪刀差，让农民吃亏。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一定要靠西方文明，而不是靠农民消费来规划。1953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翻脸，可以分析更多的史料，当然未来会有更多的史料呈现。可能毛泽东还会有其他因素，他并没到会场去听，别人给他汇报，含沙射影地讲有人反对共产党。等后来开会时时，梁漱溟直接地承认是自己所说。推测在9月17号下午或晚上、9月18号上午，还有故事，虽暂时没有看到史料这么说。否则，梁漱溟不会如此承认。

　　梁漱溟与胡适：胡适指出蒋介石不对，蒋介石只能在日记里骂人；梁漱溟指出毛泽东不对，遭多年冷落。知识人在政治介入中，面临的对象很重要。

　　梁漱溟和胡适都有过和最高层的交往，梁漱溟和毛泽东有很长时间的交往，胡适和蒋介石有直接的交往，但前者比后者要深得多。1958年，中央研究院开会，轮流发言，胡适就当面讲蒋介石说得不对。蒋介石很生气，当天晚上日记本就写有，这是他这辈子第二次受到的最大的污辱。没有当面骂，回家写日记骂。同样，梁漱溟跟毛主席说，我看你雅量，我都不计较了。毛泽东说，你要的雅量有，下次不要讲了。知识人对政治的介入中，如果进入到实际的层面，遇到了什么样的政治对象很重要。

　　今天讲争民主、争权利，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遇到什么样的对象。在没有规则的状态下，言论控制今年紧了，明年松了，如何应对。中国言论的控制史，从秦始皇帝制以来，两千年里言论并不是一直都是放开的，言论也不是一直管着的。知识分子包括士大夫阶层，也不是说动则得咎的，也有人没事，这有什么经验和教训？清代文字狱的案例，一共有170多个。所有这些案例中，没有一个是冤假错案。这就需要怎么去把握言论自由的度，需要明白言论边界在哪。传统上，晚清有过五不讲，1906年宪政改革后，五不议。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中国知识人当然是很难。

　　在这种体制下，近70年中，还没有出现第二个像梁漱溟这样敢直接跟中央领导人理论的。后来梁漱溟被誉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这是他让人佩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1953年之前，海外对梁先生也有很多负面的批评，毕竟他在给新政权当帮手，虽然梁漱溟当时不愿意去北京，想在地方做乡村教师。1953年之后，他给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典范。遇到问题，能不能讲。梁漱溟讲了，但后来他就受到了磨难。胡适也讲了，蒋介石当面不骂，回去骂。这就不一样，可以看到政治者之间的差别。不是在于自己的做法，可能还有对方的问题。

　　梁漱溟与蒋梦麟：他们同为北大教授，同样关心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但新中国成立后，蒋梦麟为台湾农业复兴所作的贡献是梁漱溟在中国大陆根本无法比的。体制可以给知识人提供空间，也可以束缚知识人。

　　有一个在政治界可以与梁漱溟比较的是蒋梦麟。梁漱溟先生一辈子关心这两个问题，即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和梁漱溟相似，同样关心梁启超引发的这两个问题的人很多，下功夫的人也很多，中国的路怎么走？人生应该是什么样子？内在的修养怎么做？外在的修养怎么做？人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这一代人中，梁漱溟是做得最圆满的，内圣外王。1936年后，梁漱溟就把个人的奋斗精力都放在中国农村问题上，中国农村应该怎么走？中国现代化应该怎么走？他和黄炎培、晏阳初这一大批人都在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梁漱溟是和地方政治势利打交道，进行现代化的乡村建设。他们也在利用地方政府，利用官方。

　　梁漱溟北大的老同事、老领导蒋梦麟，和梁漱溟一样都把人生一个漫长的时间奉献给农村复兴运动，但是却有完全不一样的结局。梁漱溟在河南和山东做的试验，1947年刘少奇在给中央报告的时，对其是基本的否定，批判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给统治阶级涂脂抹粉。但当时共产党毕竟还不是执政党，等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时，就再也不存在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活动空间。

　　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有两个很好的想法。一是他想办一个世界文化研究所，但中央不同意，最终不了了之。如果他办成了，按照他原有东西文化哲学理论的思路，分析研究世界文明的发展，可以给后人提供很多资料和知识。二是1950年后，他给毛泽东、周恩来一个政治建议，想重新进行乡村自治建设的实验。中共本是可以允许的，但也不让。梁漱溟并不想当第一届政协委员，但还不行。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为难之处。蒋梦麟也是从北大出来的，他在1919-1949年间一直担任北大的校长，虽中间有几次离开。蒋梦麟离开北大之后，与蒋介石进行个人合作。当时，中国与美国有一笔投资共同进行农村复兴，蒋介石让他担任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中国的中华委员组委。蒋梦麟的后半生，到1962年去世，都在农村复兴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个职位上。1949-1960年，在台湾的农业发展中，蒋梦麟所作的贡献是梁漱溟在中国大陆根本没办法比的。同样是北大的教授，在政治的介入、参与当中，在社会变化发展中，差别这么大，这就是体制对于知识人的约束。

　　梁漱溟与董时进：他们同样致力于中国农村建设，同时发现土地改革的弊端。董时进察觉中共无法合作，选择出国教书。梁漱溟却在短期内思想彻底改变，并与中共站在了一起，历经磨难。

　　另外一个与梁漱溟有可比性的是董时进，他是比梁漱溟小一代的人，留学归国。他留学时研究的也是中国农村经济、农村发展问题。他对农村的看法和梁漱溟这批人的看法比较接近。中国的农村从近代西方经济势力进入后，一直在走下坡路，农村的衰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过程，直到改革开放，农业继续在衰落。毕竟中国是从农业文明走过来的，这一批人都在探讨，农业怎样重振？怎样在工业上面发展？梁漱溟、黄炎培、晏阳初所走的路径都有所差别，都在探讨在工业方面农村怎么走？

　　1949年，政治大变革时，梁漱溟和董时进对中国的未来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这牵涉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老解放区的改革和1950年新区改革的推动。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理论当中，对中国的土地制度有详细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是正当的、合理的。在中国历史上，土地并没有那种想象的大的兼并情况。书中详细分析到，从古典以来，中国的制度一直在保证着土地的流动性，中国有长子继承和诸子均分制度。那时，不像现在的独身子女政策，有财产就娶几个媳妇，生得就越多，垄断、集中的可能性就越小。中国的地主差不多都很节俭、勤奋。董时进也认为地主都是身居简陋、靠勤劳、奋斗一点点发展起来的。他们所提供的证据中，往前追20年，一大批地主，可能就在上海做劳力，每个月一点工钱，都给家里人寄回去，家里人就买田，今天买一分，明天买一亩，这样积累起来。

　　1951年时只有梁漱溟和董时进发现了点，但他们的选择有所不同。1952年，梁漱溟写下这两年来的思想变化，他的大致意思是：我原来认为土地不能改革，但是这次中央统战部安排我去新区看了一下，我觉得很好。1953年，梁漱溟已经认同共产党的改革。1949年12月，董时进写信给毛泽东，劝说毛泽东一定要停止土地改革。这封信写了大概10页纸（现在打印稿）。信里预测了这样改革下去，结局是什么。后来，董时进在香港写了一篇回忆，说毛泽东并没看这封信。我也认为，若读过，一定不会无动于衷，毕竟毛泽东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不会在改革之后，合作化，再合作社，这样折腾。这封信寄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出发去莫斯科访问，两个月之后才回来，之后又事务繁忙，这封信又很长，就没看。董时进和梁漱溟对于问题的判断都一致，董时进发现毛泽东并未读信，转身就走了。他认为这种情况，无法合作。他离开大陆，去了美国教书，一直活到90多岁。

　　这就是中国现代化、中国政治发展当中中国知识人的贡献。有些问题，可以说是政治制度没采纳。但在思想史上，毕竟还是有人看到，有人提出来。国家很重要，并非知识人自私，在特殊政治背景下，只能在可以发挥的空间里来发挥。

　　梁漱溟痛苦了三年。之后，以一个局外人的立场来看，从1953年直到1975年毛泽东去世，在这一个漫长的时间段，大概梁漱溟和其他的知识人一样，基本上没有办法在自己的专业上，在自己的兴趣上有所作为。这是时代的悲剧还是个人的悲剧，我倾向认为是时代的悲剧。这时候不能说还有谁在这么一个大环境当中还能有所作为。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当中所有人都受到了磨难。也有一个特例，李泽厚照样看书10年，“文革”后马上出版了几本新书，但这太难了。近代史所一批和李泽厚同龄的人，在“文革”中都回家买缝纫机做衣服、去盖房子。个人是无法超越时代的，个人在这样的时代下能够真正发挥的空间很小。并不是在抱怨时代，我们毕竟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转型当中。无法超越时代，只能在时代给予的框架中尽可能地工作，尽可能地发挥才智。究竟能给国家做什么，只能一辈子走过去才能清楚。

　　本文选自马勇《中国圣雄：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