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春，聚集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在中共有关部门的周密安排下，克服重重困难，从香港分批由海路北上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会议，筹建中央人民政府。那么，这个时期究竟有多少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最重要的有哪几批？每批都有哪些人？由于史料缺乏系统完整的记载，有关当事人又都不掌握全局，加之事隔多年，人的记忆失真，以致现有的文章著作人言言殊。为厘清基本史实，笔者在对现有各种资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撰写此文。由于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笔者根据目前所看到的材料，民主人士集中北上至少有以下12批，依时间先后次序介绍如下：
第一批离港北上的是沈钧儒等4人
第一批北上的是沈钧儒（民盟中央常委）、章伯钧（民盟中央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谭平山（民革中央常委）、蔡廷锴（民革中央常委）等4位民主党派领袖人物。他们在中共负责人章汉夫及祝华、徐德明等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于1948年9月12日晚借夜色的掩护，乘小舢板登上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离开香港，于9月27日到达北朝鲜的罗津港，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朱理治专程到码头迎接。28日，沈钧儒等4人在李富春、朱理治等人的陪同下乘火车继续北行，29日抵达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哈尔滨，受到中共东北局负责人高岗、陈云、林枫、蔡畅等人的欢迎。沈钧儒等4人率先抵达解放区，意义重大，充分显示了民主人士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决心。
第二批离港北上的是王绍鏊等人
1948年9月17日，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方与严（后以中国人民救国会代表身份出席新政协）、力扬等人离开香港北上。10月初，王绍鏊到达哈尔滨。之后，王绍鏊与先后抵达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代表民主党派与中共中央指派的代表高岗、李富春进行了数次商谈，于1948年11月25日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
第三批离港北上的是郭沫若等人
这一批包括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叙伦（时任民进中央常务理事，后任民进中央主席）、陈其尤（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丘哲（农工党中央执监会秘书长）、冯裕芳（民盟港九支部主任委员）、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练成、翦伯赞、侯外庐、沈志远、许宝驹、许广平、周海婴（鲁迅、许广平之子）等，中共方面陪同的是中共香港工委副书记连贯。随同北上的还有胡绳。以上一共是17人。
冯裕芳（1881—1949）因为年老，长年多病，到达东北解放区后再度病倒，1949年1月27日在沈阳逝世。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活动，同行北上的郭沫若赋诗高度评价冯裕芳的一生：“等是在疆场，一死正堂堂。后有冯裕芳，前有冯玉祥。献身无保留，不用待协商。历史开新页，领导要坚强。视死咸如归，百万若国殇。何为学儿女，泪落沾襟裳。死贵得其时，二冯有耿光。不忘人民者，人民永不忘。”
第四批离港北上的是李章达等人
第四批离开香港的具体时间不详，根据现有资料判断，应该在1948年12月26日李济深等北上之前，因为在李济深等民革中央领导离开香港后，香港的民革中央机关留守工作由蒋光鼐、张文、陈汝棠负责，说明作为民革重要领导人之一的李章达在此之前已经北上。
这一批有李章达、千家驹、陈劭先、陈此生、夏康达、林植夫、卢于道等人。李章达等一行在山东烟台登陆，经山东济南、河北石家庄，抵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千家驹回忆，他们是1949年初到北平。李章达到解放区数月后，心脏病复发，不得不于1949年6月返回香港进行手术治疗，在完全康复后于1951年再度回到北京任职，李章达是唯一两次从香港北上的。
第五批离港北上的是李济深等人
这批北上的有：李济深（民革中央主席），朱蕴山（民革中央常委），李民欣（民革中央常委），邓初民（民盟中央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吴茂荪（民革中央委员），梅龚彬（民革中央委员），章乃器（民建中央常务理事），施复亮（又名施存统，民建中央常务理事），孙起孟（民建中央常务理事），彭泽民（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茅盾（无党派民主人士），孔德沚（茅盾夫人），洪深（戏剧家）、李泽霖（身份不详）等，中共方面陪同与护送的有李嘉仁、龚饮冰、卢绪章、徐德明等。1948年12月26日夜，“阿尔丹”号载着这批民主人士神秘地离开香港，开始了北上的航行，中共华南分局、中共香港工委专门派李嘉仁、徐德明等人随船护送。船出香港口岸时，朱蕴山赋《夜出港口》云：“环海早无干净土，百年阶级忾同仇。神州解放从今始，风雨难忘共一舟。中山事业付殷顽，豺虎纵横局已残。一页展开新历史，天旋地转望延安。”
在海上航行了10多天。1949年元旦那天，大家互相祝贺新年，茅盾取出手册来请各人签名留念。李济深在茅盾的手册上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1949年1月7日，“阿尔丹”号到达大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中共东北局在此迎候。茅盾在30年后回忆到达大连时的情景，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写道：“1949年元月7日，轮船驶进了大连港。大家蜂拥到甲板上贪婪地眺望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在码头上欢迎的人群中，我看见了张闻天颀长的身影，他正挥舞着双手在向我们致意！”朱蕴山依然以诗歌表达他的感情：“解放声中到大连，自由乐土话翩翩。狼烟净扫疮痍复，回首分明两地天。”
第六批离港北上的是谢雪红等人
这一批包括谢雪红（台盟总部负责人）、吴羹梅（民建中央常务理事）、杨美真（章乃器夫人，民建成员）、吴耀宗（宗教界人士）、李纯青（新闻记者，中共党员）等人，他们是1949年2月16日从香港北上，于3月9日抵达北平。
第七批离港北上的是陈叔通等人
1949年2月28日中午，第七批民主人士从香港起程，他们乘坐的轮船是挂葡萄牙国旗的“华中”号。乘坐这艘船北上的民主人士及其家属男女老少总共有30余人，他们是：陈叔通（工商界代表人士，后任全国工商联第一任主席），马寅初（无党派民主人士），柳亚子（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郑佩宜（柳亚子夫人），包达三（工商界人士），包启亚（包达三之女），张絅伯（工商界人士），张志让（字季龙，法学家），叶圣陶（文化界人士），胡墨林（叶圣陶夫人），宋云彬（民盟干部），万家宝（即著名作家曹禺），方瑞（曹禺女友），郑振铎（文化名人），郑小箴（郑振铎之女），傅彬然（文化名人），沈体兰（大学教授），邓康（身份不详），王芸生（新闻记者），徐铸成（新闻记者），赵超构（新闻记者），刘尊棋（新闻记者），冯光灌（妇女活动家），郭琇莹，邓裕志，吴全衡，徐明光，邱若明，刘德福，叶其章，倪天朗。此外，还有吴全衡的两个幼儿（即5岁的项伊郎和1岁的项锦州）。此外，叶圣陶日记中还多次提到有一位“邓小姐”。
27日下午，民主人士陆续登上了轮船。起程时，著名诗人柳亚子赋诗云：“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3月5日，轮船抵达已经解放的山东烟台，受到烟台市长及当地驻军贾参谋长的欢迎，在烟台停留两天后，由有关方面陪同，乘坐汽车先后参观了莱县、潍县、青州，德州、沧州、天津等地，于3月18日抵达北平，中共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等人到车站迎接。
第八批离港北上的是黄炎培等人
1949年3月14日晚，黄炎培（时任民盟中央常委、民建中央常务理事）、姚维均（黄炎培夫人）、黄当当（黄炎培女儿），盛丕华（民建中央常务理事）、盛康年（盛丕华之子），俞寰澄（民建中央常务理事）、常任侠（学者），中共方面由刘恕陪同，在香港登上挂挪威国旗帜的DAVION号轮船起程。黄炎培后来回忆说：“初离香港三日，新居每夜犹灯火辉煌，车辆盈门，特工们安之若素，而不知主人早就出走了。”3月23日，黄炎培等在天津第二码头登陆，受到天津市长黄敬的接待。3月25日，黄炎培一行抵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到车站迎接。
第九批是黄鼎臣等民主人士、文艺界人士、三联书店职员、达德学院部分师生与部分华侨
这次北上的成员来自多个方面：一是民主人士与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包括黄鼎臣（致公党中央常务理事兼组训部长），张文（民革中央常委），周鲸文（民盟中央常委），周新民（民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女，民盟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伯球（农工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谭惕吾（女，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总部秘书长），徐伯昕（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杨子恒（民盟中央委员），史东山，张瑞芳，白杨，舒秀文，于伶，曾昭抡，俞大絪（曾昭抡夫人），费振东，汪金丁，罗文玉，沈其震，冯乃超，狄超白，邵荃麟，胡耐秋（女），阳翰笙，严济慈，黎澍，薛迪畅，臧克家，郑曼（臧克家夫人），丁聪，特伟，李凌，黎国荃，于立群（郭沫若夫人），郭大力，朱智贤，陈迩冬，傅天仇，林砺儒，黄药眠，陆志痒、胡一声（民盟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等。二是前往北平准备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妇女代表杜君慧，郑坤廉，张启凡，何秋明，杜群玉等。三是三联书店职员。四是达德学院的56名华侨学生和部分华侨。五是部分民主人士的家属，包括郭沫若的儿子，章乃器之子女章翼军、章湘谷、章婉华，朱学范的儿子朱培根等等。以上几个方面的成员总计有250多人。3月21日，他们登上“宝通号”货轮驶离香港。3月27日，“宝通号”抵达天津第二码头，天津市长黄敬前往迎接。
第十批离港北上的是萨空了等人
1949年3月28日，由潘汉年亲自安排，萨空了（原民盟机关报《光明报》总经理）、金仲华（新华社香港分社《东方通讯》主编）、欧阳予倩（戏剧家）、马思聪（音乐家）乘坐三民号轮船离开香港北上，于4月5日抵达天津，在天津停留三天后，于4月8日到达北平。
第十一批离港北上的是何香凝与家人
何香凝（时任民革中央常委）于1949年4月初由女儿廖梦醒陪同，带着11岁的孙女和7岁的孙子离开香港北上。何香凝与家人乘坐的希腊轮船于4月12日至天津，廖承志专程到天津迎接母亲与家人，然后一家人乘火车前往北平，董必武、叶剑英、李维汉、邓颖超以及民主人士沈钧儒、朱学范、柳亚子、刘清扬等人在北平车站迎接。
第十二批离港北上的是李达等民主人士与文化界人士
1949年5月5日深夜，李达、王亚南、姜椿芳等100多位民主人士与文化界人士乘太古轮船公司“岳州号”货轮驶离香港北上。李达是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之一，中共“一大”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宣传委员（相当于中共第一任宣传部长）。后脱党，一直在大学任教，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行的中共干部周而复后来回忆：“他表示到解放区后，希望看到润之同志。我立即对他说，一定把他的愿望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他脸上露出了微笑。我感到他的愿望藏在心里多年了。”他们于5月14日抵达天津塘沽。5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了李达，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应毛泽东的邀请，李达当晚就住在双清别墅。
事实上，最早从香港抵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是朱学范（民革中央常委），他于1947年11月离开香港到欧洲出席国际会议，会后取道苏联莫斯科于1948年2月下旬抵达哈尔滨，成为第一个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胡愈之、沈兹九夫妇于1948年8月从香港北上，8月抵达河北平山县的李家庄。1948年7月31日，民革领导人之一的冯玉祥与夫人李德全带着家人摆脱特务的跟踪，从美国登上苏联胜利号邮轮，准备取道苏联前往解放区，8月22日，胜利号邮轮在黑海上失火，冯玉祥不幸遇难。在处理完丧事后，李德全抱着冯玉祥的骨灰盒于1948年11月初抵达哈尔滨。王昆仑（民联创始人之一）于1949年初从美国回到解放区。
自1949年5月14日李达等这一批北上后，民主人士从香港成批北上的过程宣告结束，但民主人士个别北上的仍在继续，据笔者所掌握的情况是：蒋光鼐（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发起人，民革中央委员）于1949年7月底从香港到达北平。陶大镛（民盟成员，后任民盟中央领导）是1949年7月从香港北上到达北平的。黄琪翔取道朝鲜于1949年8月到达北平。李任仁（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于1949年9月由广西桂林来到香港，随后，从香港北上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龙云（民革秘密党员）是1950年1月同家人从香港抵达北京的。
1949年前后，聚集在香港的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人士在香港陆续宣布起义后北上的，包括黄绍竑、钱昌照等，有数十人之多，他们后来也陆续加入了民革等民主党派，这里不详述。
此外，还有部分民主党派领导人是从上海、天津、北平等地进入解放区，然后进入北平的，例如，刘清扬、韩兆鹗、周建人、吴晗、杨刚、严信民，楚图南、许德珩、符定一、田汉、张曼筠、周颖等人是1948年底从北平、天津等北方大城市进入解放区河北平山县李家庄，最早从香港北上的胡愈之、沈兹九夫妇也来到李家庄与他们会合。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宋庆龄（女，民革中央名誉主席）、陈铭枢（民革创始人之一）、郭春涛（民革中央常委）、张澜（民盟中央主席）、罗隆基（民盟中央常委）、史良（女，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民盟成员）、杨卫玉（民建中央常务理事）、胡子婴（女，民建中央理事）等则是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陆续北上参加政协会议的。
从1946年国民党加紧镇压爱国民主运动，中国共产党协助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撤往香港，到1948年秋全国胜利前夕，又把大批民主人士从香港与全国各地接到解放区，筹备新政协会议，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爱国进步人士一直是风雨同舟，为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团结战斗。这一段历史，充分体现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革命情谊，将永久载入史册。
（作者：张学继，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