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 丁元竹（口述）  本报记者 杨雪（整理）

丁元竹

成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既感到无上光荣，也感到沉甸甸的分量。如何当好政协委员，做好调查研究，写出高质量提案，是我最近思考的问题。因此我也常常想起我的博士生导师、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他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身体力行，深入实地，从实求知，努力做好每一件工作,是我学习的榜样。

1949年初，费孝通教授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五一口号”，应邀赴西柏坡共商建国大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从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共产党亲密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大业出谋划策，尽职尽责。1949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年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费孝通

一

《小城镇大问题》是费孝通教授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农村发展问题是费孝通教授倾其一生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从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后更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学习。这个研究所是由费孝通教授创办的。社会学所当时有两个研究室，一个叫城乡发展研究室，简称其为城乡室，另一个叫边区开发研究室，简称边区室。我在前一个研究室学习和工作，主要研究当时方兴未艾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问题，这都是费孝通教授关注的领域，后来随着时间的发展，他又将研究空间拓展到了城市和区域层面。研究所聚集了一批学习人类学的教授、博士和博士后。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大家的问题意识要浓于学科分界和现在的所谓学科建设，这可能与费孝通教授本人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有关，他并不怎么注意学科分界，与众不同，称自己是学术界的“一匹野马”。费孝通教授一生都在做实地调研工作，1935年夏天，他在江村住了一个月，那之后曾26次重访江村，不断从江村的变化观察中国农村的发展，他的很多知识是从调查研究中来的。

从攻读博士研究生到1991年毕业留校跟随费孝通教授学习，我主要是围绕着他关注的小城镇、农村发展、城乡关系等问题开展学术研究，期间跟随着他对陕西、江苏、浙江、河南、山东等地进行实地研究。在这期间，他写出了《宝鸡行》《吴江行》《民权行》《沂蒙行》等研究报告。

记得1992年在河南调研期间，一位县委书记在座谈交流情况时讲到了一个问题，这位县委书记没有讲清楚，他不断刨根问底，但还是感到不解，会后他即安排我再去做一次实地研究，弄清情况，回来向他讲述，这才罢休。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写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著名文章。1983年，《小城镇大问题》的发表，为刚刚恢复的中国社会学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知，开辟了迈向人民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路径，大大拓宽了这门学科的发展空间。为了研究清楚小城镇有关问题，他在江苏省吴江县住了一个月，对该县10来个小城镇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初步探索，深入分析了小城镇的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和发展，为当时全国政协小城镇问题调查组的工作做准备。《小城镇大问题》的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经济学家王于描述道，“1984年上半年，小城镇问题一时成为农村改革领域内的热门问题，其中为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便是费孝通教授的著名文章《小城镇大问题》”。在《小城镇大问题》发表之后，他几乎每年两会后都回到家乡吴江跟踪调研，及时发现农村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

在北京大学念书期间，我们同学之间经常议论，甚至在心里纳闷：为什么导师在深入实地过程中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他能够紧紧抓住一个问题，不停观察、不断跟踪，形成敏锐的感觉和分析问题的视角。

1991年两会结束后，我跟随他到江苏省吴江县的开玄弓村调研，除了实地考察，他还不时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和建议，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针对座谈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他还会有选择地进行深度观察和访问，以便掌握真实情况。

费孝通教授指导博士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他写了文章或研究报告，会拿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让大家学习和讨论，这是一个了解他的思想和研究的过程。记得当时我们学习了他的《人的研究在中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其中的思想至今记忆犹新。二是他让我们跟随他出差调研，在火车上、宾馆里，饭前饭后，讲解调研的目的、他正在思考的问题，以及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一道讨论等。

费孝通教授的最大特点是从来不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去讨论问题，而总是围绕着实际中提出的问题来开展讨论，分析原因，寻求答案。

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一位随行的同学问了他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他听了几句马上说，“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不是实际中发生的，你应当到实际中去调研，去寻找答案。”从实求知是他一以贯之的治学方法和为学态度。

还有一次，他想了解西部乡镇企业是如何发展的，以及能不能通过大企业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这个问题。他带我们去了陕西西安和宝鸡，我的师弟，现已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的王延中，将其作为专题，又回到宝鸡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实地研究。

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我曾把自己对费孝通教授的观察和思考写成研究论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探索费孝通教授的治学特色和学术风格。费孝通教授的治学特色和学术风格始于他对于知识的深刻认识。早在年轻时代，他就信奉“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他不相信“为学术而学术”的教条。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费孝通教授是较早探索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间关系的学者之一，他对这个问题的最早思考始于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教授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踏上社会研究征程，这恰恰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革命时代”。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和科学运动唤起了无数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科学和发展等重大问题的重新思考，探索中华民族的出路成为中国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思考由表层深入到内部，由一般表象深入到对内在规律认识，人们不倦地去寻找中国所特有的发展道路和发展趋势。20世纪初以来，一批先贤坚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学术信念，以“学以致用”的治学方法实现着民族复兴的梦想，学术研究和政策探索成为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流淌的血液，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和活力，其背后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探索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是费孝通教授一生的追求，志在富民是他一生的愿望，这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费孝通是学者、教授，也是一位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在这样的学术和生活环境中，他能把学术研究和资政建言有机结合起来，并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在他的各类著述中，《小城镇大问题》是把长期的理论思考、学术研究与中国实践发展有机结合的典范。

1991年，丁元竹博士论文答辩后，与博士生导师费孝通先生在北大合影。

二

跟随费孝通教授学习和研究的8年中，我慢慢认识到，“学以致用”是费孝通教授治学的基本宗旨，也是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初衷。20世纪30年代，他从东吴大学医学系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他发现医学仅仅可以治愈个体身上的疾病，而社会学可以从社会的角度入手治疗“社会疾病”。从此开启了他探索中国发展及其出路的长达75年的研究历程。支持费孝通始终如一地从中国实际出发来探索中国的城乡发展坚定信念的是，他始终认为的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在中国的国情意境下进行创新和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始终是费孝通教授倾其毕生精力的追求。“行行重行行”，是其学术人生的生动写照。

费孝通对于小城镇的分析是建立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小城镇问题之“大”，就大在它触及到了中国人多地少这个根本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费孝通教授在作了一系列的研究，在对苏南、苏北等地的小城镇进行“卷地毯”式的调查基础上，陆续写出《小城镇再探索》《及早注意小城镇的环境问题》《小城镇的发展在中国的社会意义》《小城镇苏北篇》以及《小城镇新开拓》等著述，逐步明晰了中国小城镇的发展脉络和趋势。

我第一次见到费孝通教授是1987年。那年冬天，在北京召开课题组会议，我的硕士导师、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徐经泽教授是全国城乡关系研究课题组成员，他带我参加课题会议，我第一次见到了费孝通教授。这个课题组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牵头，费孝通教授担任指导。课题组成员中，有大学教授、研究机构学者，也有各省市自治区研究室的负责人，学者和政策研究者一道工作，这是费孝通研究城乡关系课题的基本模式。在课题会议上他倾听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介绍课题进展情况，不时点评，发表自己的见解。

这种研究方式来自他的学科训练，更来自他对于学术的认识。1936年在《社会研究能有用吗？》一文中，费孝通教授对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他提出“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给正确详尽的事实，是研究者的不能尽责。”

在我跟随费孝通教授调研的几年里，他每年都要到外地上百天，每到一处，都要与当地的干部、群众、学者座谈、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从中获得真实的情况，提出自己的见解。

三

在对苏南小城镇的调研过程中，费孝通教授发现，“为了不使决策陷入片面性，在决策和科研之间应当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综合各个学科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进行‘会诊’，然后才向决策机构提出若干建议及论证。”费孝通教授强调决策咨询不仅要把学科之间的认识综合起来，还要把现实发展中的各种要素有机联系起来。把城和乡有机结合起来始终是费孝通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费孝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经过江村调查、云南调查以及后来几十次访问江村和对于小城镇的“卷地毯”式的调查，不断发现小城镇发展中的问题，不断提出建议和思考。

费孝通教授对于小城镇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过程，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30年代。这个过程说明了科学研究和决策咨询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在实践中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又在新的实践中提出新的问题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积淀知识的过程。

做好政协提案工作，在我理解，正如同一件学术工作一样，前提必须一以贯之地深入实地，研究问题。这是费孝通教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费孝通教授强调，“要真正懂得中国的特点，并根据这些特点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研究可以生长出新东西的旧事物，甚至要用旧形式来发展新事物，最终使旧的转化为新的。”懂得中国的特点就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特点，正如费孝通教授在他面临的问题时强调的，人多地少，要下活人口这盘棋，一是要发展小城镇，二是要开发西部。在发展小城镇问题上，他建议把“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离土”两种方式作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来开展研究。

当前世界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赋予这两条道路新的内涵，这就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探索。在这些领域，我相信，只要深入实地，深入人民，一定会大有作为，不辜负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费孝通《江村经济》等著作的译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