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国民党为稳住西南、重庆局势，抵抗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的进军。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民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展开了对国民党军政官员的三大工作——地下活动、策反工作、迎接解放，为重庆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地下活动

1947年“六一”事件后，民盟组织全面进入了地下活动。重庆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采用聚餐形式，碰头联系，并在川康兴业公司、华康银行大楼、民生公司信托部等处聚会。参加人员先后有甘祠森、徐崇林、李紫翔、黎又霖、潘大逵、刘昆水、彭友今、胡克林、赵一明等。后重庆民盟组织不断遭到国民党迫害，民盟的机关报《民主报》被查封。民盟在教育界组织的民主教育座谈会、在新闻界组织的新闻界联谊会、民盟重庆支部、《民主报》和新中国剧社的唐弘仁、周特生、李康、舒军、龙圣夫、胡作霖、余阳明、张真民等，先后同成都民盟的杨伯凯、于渊、田一平、孙文石等人一起被捕入狱。国民党还逼迫上海民盟总部宣布解散民盟。但绝大多数盟员始终站在人民革命一边，坚决拥护民盟在香港召开的三中全会的政治主张，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美帝国主义，拥护土地改革，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留在重庆的民盟工作干部，始终如一地坚持地下活动。

策反工作

1948年，重庆民盟部分同志胡克林、冯克熙、赵一明等，根据形势的发展，开始研究策动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起义的工作。中共地下党有些同志以盟员身份为掩护，有一些人参加了与民盟有联系的中国青年民主社等组织，如刘兆丰、廖伯康、吴宇同等，也参加了策动工作的研究。

经过研究，1948年初，重庆民盟决定同重庆市参议员丁荣灿、李仲平、范仲渠、国民党立法委员顾鹤皋等进行联系，策动他们转变立场，迎接重庆解放。

1948年底，重庆民盟进一步分析研究，认为国民党假和谈、真反共的阴谋已经破产，全国解放的形势即将到来，西南和四川的军政人员，眼看大势已去，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策动地方军政人员起义，就具备了条件，这也是民主党派利用自己的社会联系来迎接解放的重要工作之一，于是，重庆民盟干部纷纷深入军政内部开展策反工作。

迎接解放

1949年6月中旬，重庆民盟部分盟员纷纷活动，策动四川地方军政人员起义。

6月下旬，范朴斋通知民盟赵一明，新华社驻香港负责人乔冠华要约民盟人员谈一谈。

在乔冠华的书房里，双方就四川和重庆社会情况、民盟工作情况、如何迎接解放等内容，谈了大约两个多小时。最后乔冠华说，就党中央关于向全国、西南进军命令的精神来看，在工作上要注意几点：一是欢迎国民党四川地方军政人员起义，但应按照刘伯承司令员北京广播的原则办事；二是起义人员的财产除土地按照中国土地法没收以外，其余财产概予保护；三是起义以后不得另立番号，听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紧接着，赵一明又同当时在香港的胡子昂详细交换了迎接解放的意见。

1949年7月，成都《工商导报》负责人王达非，约民盟赵一明和重庆的一些新闻界朋友商讨计划迎接重庆解放的工作。8月至9月，胡克林、潘大逵、冯克熙等民盟的同志先后到了成都，除了直接同邓锡侯、刘文辉联系外，还由胡克林、冯克熙分别通过杨家桢、周桂三等，了解刘文辉、邓锡侯所管辖的国民党24军和95军各方面军队的驻地分布、人员、同各方面的关系、态度等情况，为解放重庆出谋划策。

1949年9月，李铁夫告知赵一明，刘文辉、邓锡侯决定准备起义。9日，胡克林转告赵一明，刘文辉曾托人告诉他，蒋介石在12月7日于北较场中央军分校召见了刘文辉、邓锡侯等四川军官，要他们立即飞往台湾，并要他们先把家属送走。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内心十分紧张，当面表示立即照办。刘文辉等人由北较场出来后，感到事态紧迫，必须立即行动，决定由崇义桥转到彭县宣布起义。

1949年12月10日下午，赵一明由成都经崇义桥到达彭县起义部队总部所在地——彭县龙兴寺。当时刘文辉、潘文华卧病在床，因此各方面事务由邓锡侯出面处理。起义通电已于12月9日发出，在起义电报上署名的，除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外，还有24军、95军的军队长官黄隐、杨晒轩、谢德戡、刘元瑄、伍培英、潘大迥等人。

彭县起义后，地下党、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还成立了一个临时工作机构，民盟潘大逵、胡克林、赵一明等都参加了这个机构，潘大逵还是召集人之一。

彭县的成功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群策群力的成果，其间，同样包含着重庆民盟的积极贡献。（胡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