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雨

 虽然已经立秋，但江南依旧酷热。读书消暑，正其时也。闲览《弗措记》，颇多感慨。

 官员读书，大力提倡，由来很久。之所以极力提倡，应该是因为效果不大理想之故。不理想的原因，固然很多，最大的借口莫过于事务繁杂，工作太忙，哪有时间读书？至于要求写读书笔记，不是更为迂阔胡闹不切实际吗？孙权劝吕蒙读书，吕蒙也说自己很忙，孙权就反问他，你比我还忙？我又不是让你去当学问家。

 也有一些官员，附庸风雅，以读书作秀，包装、抬高自己，譬如最近某官员的《平安经》一书并不“平安”，哄传天下，成为笑柄。梁元帝萧绎，嗜书如命，但亡国之时，却认为是读书误他，居然癫狂无状，愤而烧书。由此造成了1465年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焚书事件。当然，他的烧书动机不同于秦始皇。萧绎在哀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的同时，还感慨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这些都是对读书不恰当的方式及认识。且说《弗措记》。

 《弗措记》是作者康耀红先生在2019年整整一年的读书日记，他是工学博士，出生于陕西韩城，目前在天之涯海之角的海口工作生活。这样的一本读书随笔，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三点，令人印象深刻。

 一是这样的坚持不懈，毅力超人，决定了作者读书涉猎极为广博。他关心时事，热心新闻，对政治、经济、科技都有着强烈的兴趣与求知欲。即使对于一些畅销书，诸如网上红人、娱乐明星、媒体宠儿，凡此等等，也不会放过，而是认真浏览，提出自己的看法，真是古今中外，纵横驰骋。伊佩霞的书，任崇岳的书，余英时的书，哈耶克的书，当然还有白岩松、崔永元、董倩的书，《苏曼殊文集》《群学治要考译》，杂花生树，纷至沓来，当真是五彩斑斓，广博浩淼。一年365日，作者几乎每天都离不开学习读书思考吟咏。他的读书随感，不是正襟危坐的高头讲章，不是居高临下的空言大论，而是踏踏实实，有理有据，娓娓道来，给人启发。

 二是在广博之外，作者还注重围绕某一专题进行精深阅读。诸如，他注意到王安石，就把蔡上翔、梁启超、邓广铭等人关于王安石的著作一一找来，认真比对，甚至还阅读了北师大康震关于王安石的文字。他也提到了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安石评传》，但没有提到张祥浩先生的名字，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很扎实勤勉默默无闻的学者呢。作者研读《尚书》，进而延伸到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还有今日学者的反驳争辩，真是用力到家，颇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钻研功夫。他解读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也是如此，几乎是逐章解读，举一反三，条分缕析。对布莱恩?阿瑟的《技术的本质》以及辜鸿铭的书、龚鹏程的书，也是绝不轻轻放过，从其看法与评论可以看出，他对这些书都不是浮泛的随便翻翻，而是深入其中，获其精髓，得其要义。

 三是作者读书、写作中表现出的直率性情。他不吞吞吐吐，更不欲言又止，说些言不及义、圆融世故的场面话，姑且不论他所思所想是否有值得商榷之处，仅能够直抒胸臆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在当今的氛围之中，已十分难能可贵。他极为关注教育领域尤其是高校的学风问题、腐败问题，常有恳切直率之论。他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哈耶克、余英时等名家，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对蔡东藩的文本，也有自己的判断。对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的译文水准，更是如鲠在喉，直接吐糟。就《群书治要考译》作者吕效祖的遭遇，他大鸣不平，近乎拍案而起了。任崇岳教授是祖籍中原临颍的教授，是翁独健先生的门生，作者对一些出版商就学者的书名改来改去为了吸引眼球很是不以为然。他也提到了自己早年出版学术专著的遭遇，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时代的小小注脚啊。

 掩卷而思，作者直言坦率的同时，有些看法难免有些武断。对哈耶克的批评是否落入了如对易中天教授般的窠臼？如果对哈耶克的其他著作，诸如《通往奴役之路》，再做一些文本细读，尔后再下结论，是否更为稳妥？对于蔡东藩的文本，也应如此。作者说不必读蔡的书，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柴德赓先生对蔡的文本在1962年就有极为中肯的意见，作者对有关学者评点伊佩霞看得极为认真仔细，设若细读柴德赓先生关于蔡的评价，再作判断，岂非更好？但瑕不掩瑜，《弗措记》仍是开卷有益的一个极好样本。

 作者在日记中，除了记录自己读书、买书的经历外，还多次提到了自己的父亲、母亲以及大哥、二哥。他陪母亲去看鹳雀楼、凤凰砦，他到北京查找资料雪夜归家穿越隧洞的经历，他离开社办高中回到家里制作砖坯烧窑的陈年旧事，都是朴实无华令人心动的好文字。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作者是一位认真读书的人，是一位有着真性情的人，也是一位很难得的有着人文情怀的理工背景的人。他来自韩城，那里是司马迁的故乡呢。